【原创】

　　

　　当我们从贫穷、困苦的作茧自缚中解脱出来，开始发展生产力找到康庄大道、又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物质发达带给我们的享受成为主流意识。经济发展裹挟着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似乎一个人的创富能力成为成功的唯一指标。只是慢慢发现，这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我们一直追赶的偶像或者是心里暗暗学习的族群、国家，已经早发达了很多年甚至好几个世纪，却有大量的学者潜心学问，并且代代传承，积累丰厚。譬如考古、佛教，法国人、日本人显然领先。所学有限，印象中法国人在这方面持之以恒，有一批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日本人是不甘人后、奋起直追，很有建树。

　　

　　经济发达会被大众追捧的话，文化丰厚一定是被精英尊敬。不分国度和职业。假设要举一个例子，阿富汗是最好了。这个因内外战争而破败、掉队的国家，由于沉淀着历史文化的承载，各路考古、文化学者早就一头扎进来，做起了艰险、孤独的探索，遗憾的是，这里面没有中国人、直到邵学成博士的出现。邵学成：中央美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研究员，美国UCLA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阿富汗佛教和考古，关注丝绸之路上的宗教艺术。

　　

　　介绍这位博士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偌大的中国没有几个关注阿富汗这个邻居的人，更没有人关注那里的佛教艺术。且不说这个国家皈依伊斯兰已经一千三百多年。非常高冷的地区、高冷的学科，邵博士一做就是很多年，也正因为有他的坚持，才有了在这一领域的发言权，中国人在这个学科上有一席之地。这个价值和意义，未必任人都能知道。十多年来，和我们打交道的朋友或者是常看我们博客的文友，清楚中阿商贸金桥网平台几乎没有转载过别人文章，主要原因是天天编辑来自阿富汗办事处的消息，时间不够，无法研究其中内涵。今天不同，开始转载邵博士这篇文章，以示对严谨治学、务实求真精神的弘扬！

　　

　　巴米扬石窟历经浩劫，实际毁坏程度超乎想象，很多大像、石窟内部的装饰已经荡然无存，一些美术史的研究基本失去继续深入的可能。但结合巴米扬佛教遗址百年研究史，同时结合全球视角进行比较，也会在不同的观察和转述中，看到巴米扬作为一个叙述主体承载的太多遗憾和故事。阿富汗的考古美术研究历来是欧美日各国的重点研究项目，各国学者呕心沥血经营百余年。尽管早期研究存在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但是在各国接力式研究的保障下，研究成果丰硕。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缺席邻国阿富汗的研究，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发的地区动乱更是增加了对该地区研究的难度。据官方文献记载，唐朝曾经设置过写凤都督府辖制该区域，某些物质遗存显示与中国有关联；然而，尽管外国考古学研究史一直积极寻找来自中国的影响和证据，但没有真正让人信服的突破。巴米扬遗址受中国学界重视也是在“文革”之后的一段时间，但始终是口头重视、行动上忽视。因为早期研究时机的错过，所以国内学人没有掌握真正的一手资料。

　　

　　巴米扬东西大佛在1998年3月、2001年5月被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组织炸毁，部分石窟也遭到破坏，这个物理性质的灭佛事件不仅让人类文明史蒙羞，也被某些人悲观地认为是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的终结，因为大佛消失了。加之阿富汗境内无数的考古遗址被盗掘破坏、博物馆馆藏文物也遭到洗劫倒卖，这些满目疮痍的景象，很难让人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属于文明的黑暗时期。但过去的经验教训终究是为未来而存在的，人类历史一直热衷于反思自我伤害，物质和肉体都会消失，精神是永存的，毁灭中的信心重塑过程当然也会非常漫长。灭佛事件震惊世界文化界，也间接导致美国9?11恐怖袭击和世界上其他恐怖事件发生，一个呼唤正义与和平的21世纪，竟是以恐怖和失望作为开端，多少让理想主义者感到意外。

　　

　　此事过去数年间，美国政府将塔利班头目一一击毙，阿富汗似乎也短暂恢复了和平，但大佛被毁坏的事情逐渐被淡忘，各界的关注一年不如一年，只有少数专家和机构还在筹划着修复重建。德国考古队曾经重建西大佛的足部，但是受到修复专家的质疑和批评，遂停止工作。空空的佛龛继续吸引着很多学人的好奇心，也对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产生了种种幻想。战乱后重建中的阿富汗百废待兴、危机四伏，但也充满着机遇，各国在联合国的领导下获得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研究环境。各国考古美术考察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进入巴米扬山谷及其周边地域进行专项调查，巴米扬石窟历经浩劫，实际毁坏程度超乎想象，很多大像、石窟内部的装饰已经荡然无存，一些美术史的研究基本失去继续深入的可能。

　　

　　（中阿商贸金桥网和在阿富汗的朋友们）

　　

　　现实中的阿富汗是已经伊斯兰化千余年、佛教信仰完全消失的国家。19世纪，西方探险者发现巴米扬佛教遗址后，并不了解石窟的意义，毕竟欧洲的文化传统中并不包含佛教内容。同时，当地原住民对于石窟的原貌和象征意义也一无所知，识字率低下和贫困温饱问题困扰着当地人的文化认知水平。巴米扬大佛开始作为一个视觉冲击在西方社会受到关注，同时欧洲关于中亚的神秘印象开始被重建，尽管中国有同等数量的石窟寺庙，但因为身居内陆地区，所以当时还未被欧洲探险者记录转载。佛教起源的印度没有如此大的巨佛造像，犍陀罗地区也没有石窟和巨佛，这对于了解巴米扬佛教增添了难度。

　　

　　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已经占据了印度，并且以此为跳板，窥视着东亚和中亚的广阔领域。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早期的探险家是在接触中国西藏地区之后，才把巴米扬地区看作是佛教遗址。为何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会突兀地存在这种大体量的佛像呢？它的含义又是什么？阿富汗本身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稀薄一直困扰着古代史研究，从周边邻国寻找文献资料成为理解过去最便捷的方法。这个时期解读巴米扬最重要的文献来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欧洲汉学家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尽管各国学者都在使用着汉语文献资料做研究，尽管这些学者与中国有着深刻交集，但吾国除了零星的翻译转述外，很难见到令人信服的深入研究。当然，这一阶段决不能忽略其他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发端的影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都曾经与考古学研究搅浑在一起，乱挖乱掘和科学考古的混杂构成那个时代的特色。这些研究也如黑夜中点亮一盏烛火一般，微弱发出些许光芒，让人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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